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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自:田家英与毛岸英非同寻常的关系-

来源:给力文学网   时间: 2021-04-05

  作者 曾自

  毛岸英,毛泽东的长子。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,年仅28岁。历史的尘封,使毛岸英的故事鲜为人知。

  我母亲晚年追忆父亲田家英时,多次提到“岸英”的名字。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近5年间,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。

  母亲印象中父亲同毛岸英非同寻常的关系

  我的母亲董边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延安的那批热血青年中的一员,1941年和父亲田家英在延安相识相爱并走到一起。

  母亲忘不了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的情景,她说:

  1948年底,我从晋察冀回到西柏坡。我是1945年8月随大部队从延安北上,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的,这时已和家英分别了三年。

  可巧,家英初任毛主席秘书,被主席派去东北考察了。

  数天后,我参加了中央妇委会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妇代会的筹备工作,妇委会在东柏坡。家英出差回来,兴冲冲地来东柏坡找我,他身边跟着个高高个子的青年。没等我反应过来,这个青年就给我深深鞠了一大躬,并大声说,“师娘好!”我为人腼腆,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。家英忙解释,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,从苏联回来,在跟我学文化,故称你“师娘”。我这才注意,岸英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,高高的个子,脸晒得黝黑,脸上还带着顽皮的笑,很可爱。

  以后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,都是和家英在一起。看得出,他们关系融洽,好到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。

  他俩都是1922年生,家英长岸英半岁,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。

  岸英性情坦率、奔放,加之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习惯,更显得直白爽快。家英也是个性情真率,表里如一,有话藏不住的人。他和岸英成为挚友是很自然的。

  1950年1月底,我在协和医院生小英(姐姐的乳名),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,在延安送给老乡了。听说得了女儿,家英高兴地到医院来看我。我清楚地记得,是和岸英一起来的,他们之间毫无芥蒂,亲如手足。

  进城后,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,不常回家。但只要回中南海,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(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,离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)。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。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,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,开开朗朗,给人以感染力。

  母亲对毛岸英的印象很深,但所知毕竟有限。多年的关注,使我从知情人那里,知道了更多关于父亲和毛岸英的故事。

  父亲成为毛岸英的老师

  父亲是什么时候,又是怎么当上毛岸英老师的?据有发言权的曾彦修老人(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)讲:

  毛岸英于1946年初回国,组织安排他在中宣部搞俄文翻译。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,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。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,岸英和家英、于光远、何均、陈真、曾彦修都住在一排窑洞,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。

  至于田家英给岸英当老师,我认为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将,更不像有些人推理的,毛泽东曾听见田家英在马列学院讲课,驻足窗外,因而对田有印象。田家英当时只是中宣部一名普通干部,和毛泽东没有那么近熟的关系。

  事实应该是,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,陈已为毛泽东做了多年的秘书,并谙熟中国历史,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。

  但熟悉陈伯达的人都知道,他的如何才能有效的预防癫痫病逻辑思维强,文笔好,就是手懒,既不用功,也不刻苦,靠聪明。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、陈真、史敬棠、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、做长编,最后他重新逻辑梳理和概括成书。

  陈伯达的福建官话说得很难懂,正式场合他讲5分钟的话都困难。最主要是他素不爱管闲事的性情,当任何部门的领导都是甩手掌柜,一心只在修书上。

 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。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。田家英传统文化功底好,19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,擅于表达。且田家英和岸英关系又好,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,是顺理成章的,也是负责任的选择。

  毛岸英去苏联近10年,对中国革命、中国社会缺乏了解,以至他父亲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,也不完全理解。对毛岸英的培养,组织上是很重视的,转战陕北期间,特别交代昆仑支部的于光远、曾彦修、史敬棠等同志,若田家英不在时,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岸英了解情况,熟悉工作。

  朱老总的秘书何均,也是父亲终生的好友,他曾对我回忆:

  田家英给毛岸英当老师,非常尽职。他将中国历史和语文糅合在一起,按历史时间进程循序渐进地讲授。田家英9岁失学,知识主要来自自学。背诵经典古,是他认为很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。他常年坚持,养成习惯,成了一生的乐事。他为岸英设置的课程中,自然包括背诵。他选择经典名篇、诗词和精彩文章要岸英背诵,并严格检查。

  一次,田家英督促毛岸英背一篇毛泽东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,毛岸英背得不甚流利,可田家英一丝不苟。我见状替岸英开脱,说古文有韵律,好背,现代文不好背。田家英没有争辩,将这篇文章一口气背诵出来,然后说,该背的东西就是要背,现代文也一样,学习非如此不可。我们深为田家英的博闻强记和刻苦精神所感动。

  给毛岸英补习中国文史,主要由田家英承担。组织交代过,中宣部内和毛岸英相熟的同志,都有义务帮助岸英,曾彦修也做过岸英的临时“教员”。1948年毛岸英赴山东土改,田家英还特别嘱托史敬棠继续帮助毛岸英学习文史。田家英还把延安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范文澜、叶蠖生介绍给岸英,让毛岸英向他们学知识。

  回国短短几年,毛岸英进步很快。

  从一封珍贵的书信看毛岸英写作的进步

  历史当事人的讲述,被一封尘封近50年的书信印证了。

  1995年,史敬棠(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)从“文化大革命”被查封的书籍中找到夹在里边的一封毛岸英写给他的亲笔信。那年他们随康生去山东渤海区搞土改复查,毛岸英和于光远、吴剑迅、曾彦修四人在张家集小组工作了半年,同吃同住,关系亲密。信是土改复查工作结束,大家分手后写来的。

  信虽不长,但读来却令人回味无穷。

  敬棠同志:

  到田家英处偶尔读了你写给他及彦修(作者注:即曾彦修)同志的信,颇有所感。

  许多天前我曾经康公(作者注:即康生)处转你一信,不知收到了没有?

  张家集党小组会上我对你的放肆的批评,今愿收回80%。由于我对自己的认识错误,所以也不能正确地认识别人;现在我对自己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,对你的认识也就随着改变了,出发点改变了。望你把我这一点反省当作衷诚之语,决不是那些专门为写信而写的门面话。

  吴剑迅已到此地团校学习,你知道吗?我准备于数日内写信与他,我对他的批评也太过分了。忻州癫痫病手术治疗p>

  我现在原机关工作(作者注:即中宣部),与曾彦修、于光远诸同志在一起。准备在不声不响的工作中逐渐地改过,能改到什么程度就改到什么程度,决不求那种可能的快,更不求什么“奇迹”。我愿意努力地真正学习一番,我的知识少得可怜!!

  田家英送了我一句话:“人一能之己百之;人十能之己千之”。我当把它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。

  过去我曾对你说我愿另名为“波别”,并要你给我写信时亦用此名,现在我对这一点也取消了,因为即在“跛鳖千里”这一句我曾决定把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的古话中,也潜伏了害我致深的毒素。

  还有一点请你取消(如果你还没取消的话)!记得你曾对我说,我的一大优点就是待人亦诚,纯洁,热忱等,事实证明我曾是一个不老实,不热忱待人的人,在这一方面田家英可替我多说几句话。

  不是说客气话,我有许多地方应该向你学习,比如对工作忠实,采取老实态度,注意收集零碎材料等,请你在做教员这一点上,一本过去毫不吝啬的态度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。

  你现在的工作相当困难(过去搞乱了),但“困难”不正是你所渴望碰到的东西吗?所以你说“事与愿违”,恐怕还须加上一句:“违而安知非福”?

  我说这话是有所指己的,我想如果我不“失马”,一直“飞奔”,恐怕“永福”(作者注:毛岸英的乳名)当成为“永祸”的讽刺语了。当然我的情形与你的大不相同。

  坐在田家英屋里写信,已经够随便了,再加上这样松的内容,恐怕会使你觉得“不正经”,因而甚至会影响到你对我所写的“衷诚之语”要打好些折扣。折扣是一定要打的,因为无论如何这只是一张白纸上的黑字而已。

  不过我在这无形的自然的随便之中却自然地告诉了你,我所想象中的你我关系。这样的关系,其实我们在张家集时就已建立了。但后来被我的那一股骄气损坏了。我愿意随着这股骄气的消失,我们的“老”关系也恢复正常。你愿意吗?也许你认为我们间的关系并无甚大变动,那么我就更有所反省的了。

  信已写的这么冗长。书不尽意,留到下次再写吧!凌云现在何处工作?望告。

  谨祝你工作顺利,愉快,健康!

  紧握你的手

  岸英 上

  1948年7月24日

  读了毛岸英的信,我很想知道,究竟因为什么,他对史敬棠提出了“放肆”而“过分”的批评,以至于像毛岸英说的,损害了他们的友情,要作“事实证明我是一个不老实,不热忱的人”的忏悔和自责。

  对毛岸英的影响和帮助

  毛岸英的信是在我父亲西柏坡的小屋里写的,信中多次提到“田家英”。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,田家英的影响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  和毛岸英同去山东土改复查团的曾彦修对毛岸英一再申明要“在工作中渐渐地改过”,恢复同史敬棠等的“老关系”的原委,记忆犹新。

  1947年初,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发展,解放区一天天扩大,中央为巩固后方,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对旧有土地制度实行改革的工作上。这年3月,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康生,代表中央在晋绥分局指导土改工作,带队到山西临县地区抓点。那次,毛岸英也跟着去了。

  康生主持的晋西北土改,出现了严重的“左”的偏差。在没收地主的土地之后,还用过激的方式逼打地主交出浮财。曾在晋西北工作过的老同志梅行曾感叹,山东治癫痫病比较好的医院康生搞的那个“左”呀,就别提了!然而,这种过激的做法,却被视为土改工作的经验在《晋绥日报》被多次报道,并一再被加上“按语”推广。

  回国不久的毛岸英,对中国农村情况既感新奇又觉陌生,以为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你死我活、残酷的。对康生的做法,他不仅没有怀疑,反生几分钦佩,在给其父毛泽东的信中,称赞“康公真有办法”。

  土改工作的偏差,很快引起中央的重视,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上,不点名批评了康生的做法。1948年2月,又发布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《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》(1948年1月18日)、《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“左”倾错误》(1948年2月11日)、《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》(1948年2月15日)等党内指示。部分地区根据中央精神,很快进行了土改复查。

  1948年初,毛岸英参加了仍为康生带队的山东渤海区土改复查团,和曾彦修、史敬棠、于光远、吴剑迅同在张家集一个党小组工作了半年。这时的毛岸英,经过学习文件和基层工作的磨砺,对土改中的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;对康生这样的“老资格”,也不再一味地“崇敬”。

  一次,华东局留守处负责人请土改复查工作团的同志吃饭,毛岸英、史敬棠、曾彦修、于光远等都出席了。饭桌上,华东局领导扬帆反映乡村反动会道门活动猖獗,有些自然村被他们占据,村边挖壕沟,架吊桥,谁也进不了村。我们的伤病员在村中疗养,他们借此讲条件,不答应条件就把伤病员杀了。康生听到此,“啪”的一声拍案而起,桌上的碗筷都被拍得蹦了起来。他瞪大眼睛吼道:“还有这样的事?老子开两个团过去,把他们的村子平了!”在座的都对他的失态举止感到意外,但谁也没有再搭腔。

  回到张家集工作团住地,大家议论起白天的事,对康生的举止不以为然,但只能心照不宣。因为自延安“抢救运动”,许多人心存余悸。对上级领导的指示,不能有丝毫的质疑,几乎是百分之百地服从。更何况康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工作团团长。

  对于没有这段阅历的毛岸英,顾虑自然少的多,他直率地提出,“今天康生同志太缺乏政治家风度,派两个团轰平了村子,全村的乡亲岂不要都跟着遭殃?作为中央领导,怎么能这样说话呢?”毛岸英讲的是实话,经历了土改纠“左”的过程,他对康生所作所为显然有了认识。可是史敬棠等就不好对领导妄加评议,在毛岸英面前,还要替康生做些辩护,说那不过是康生的气话,是要压一压反动分子的气焰。

  张家集小组讨论工作时,对于土改复查中仍然存在的某些偏离政策的现象,同志们顾及方方面面的影响,有时不便坚持己见。这就难免,毛岸英和同志之间对问题的认识有分歧。毛岸英认为史敬棠、吴剑迅不能“坚持原则”,对仍然偏“左”的做法持妥协态度。于是,他言词激烈、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同志。

  曾彦修老人说,这就是毛岸英提到的“放肆的批评”。

  1948年上半年,毛岸英从山东渤海区回到西柏坡中央驻地。作为学生和朋友,毛岸英经常到我父亲的小屋上课、谈心。渤海区土改复查工作中的种种情况,以及和同志们发生的争执,显然都是他和老师交谈的话题。

  今天我们不会知道当年老师和学生是怎样分析探讨问题了,但毛岸英在以后的工作中,较之过去,思想逐渐成熟起来,在实践中更加自觉地磨炼自己,当是与老师田家英的影响分不开的。

  父亲16岁到延安,26岁经胡乔木推荐,给毛泽东做了秘书。胡乔木非常了解田家英,不仅知道他很早就研究中国近代史,以后又研究中郑州市羊羔疯医院专家在线共党史、中国现代史。他还了解田家英研究讲究方法,注重收集一手资料和做编年大事记等基础工作,出版过《民国以来大事记》。田家英对毛泽东思想、毛泽东著作的研究也很深入,肯下工夫。因此,当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决战,战事异常繁忙,毛泽东身边非常需要人手时,胡乔木首先想到了田家英。

  这时父亲已经给毛岸英做了三年老师,父亲的思想方法、人格品行,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毛岸英。当毛岸英反思自己看问题过于简单化,不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和位置去思考;反思自己一年来对纠“左”希望一蹴而就,是不现实不成熟的表现时,他一定明白了一个道理――事物本身存在着多面性和复杂性;他一定更多地了解了他自己的父亲成为党的领袖,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,是经过了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。中国革命走到接近胜利的今天,又经历了多么复杂的艰苦历程。

  毛岸英从古文中找到两个座右铭

  从毛岸英这封信,看到他的文史知识、国文水平进步之快,是足以令人惊讶的。

  杨开慧牺牲时,毛岸英年仅8岁。到1936年组织上送他和毛岸青去苏联时,他14岁。中间6年的时间,有5年是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度过的。毛岸英在中国基本没有受过正规学校的教育。1936年至1946年,他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,读完了中学和大学,可以想象,这个在异国成长的青年,祖国文化会学到多少。他识得的汉字还是小时候母亲教的,上海流浪的岁月,靠一本字典又自学了一些。在苏联时,最初读父亲毛泽东的信,还要请人翻译,回复也仅仅是简短的一段。这样的基础,回国仅三年,就能用中文流畅地给朋友写信,且灵活运用成语典故,是多大的飞跃啊。

  还是回到这封珍贵的书信。毛岸英曾以“跛鳖千里”一语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

  听了田家英讲授的《荀子・修身篇》:“故跬步而不休,跛鳖千里;累土而不辍,丘山崇成。”意思是跛脚的鳖,虽然走得不快,但只要一直不停,也能远行千里……意喻力气再小的人,只要坚持不懈,终能达到目的。为了鞭策自己永不停步地进取,毛岸英用“跛鳖”的谐音给自己取名“波别”,愿学远行千里的“跛鳖”,虽鲁钝,只要努力,终有所成。

  从张家集土改回来后,田家英又送他一句古话:“人一能之己百之,人十能之己千之”。这是《礼记・中庸》里的一句话。其上下文是: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。有弗学,学之弗能弗措也……有弗行,行之弗笃弗措也。人一能之己百之;人十能之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,虽愚必明,虽柔必强。”意思是:广博的学习,详细的求教,慎重的思考,明白的辨别,踏踏实实地实行。除非不学,要学而没有学会,绝不放弃……除非不做,要做而没有做出成绩,绝不放弃。别人一遍学会的,我学一百遍;别人十遍学会的,我学一千遍。果能如此,即使笨人也会变为聪明人;即使弱者也会变为强者。

  这段古话使正在反思自己的毛岸英深受触动和鼓舞:用百倍于别人的努力去工作学习,就是愚人也会变为聪明人。于是毛岸英决心把这句古语“作为今后工作与学习的座右铭”,而不再以含有更多自我意识的“跛鳌千里”为座右铭了。

  从第一个“座右铭”到第二个“座右铭”,可以说,毛岸英的精神境界发生了一次飞跃。如果说前一个“座右铭”,反映了毛岸英坚信自己只要百折不挠,就一定会实现父亲毛泽东的期望、实现自己的“理想”的决心;那么后一个“座右铭”,则不仅反映了他的坚韧的毅力,还反映出他觉悟到自知之明对人一生的重要作用,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,脚踏实地地开始新起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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